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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9-13 20:26:38  作者:王子   来源:13:29 对话刘守英:要确保农民第一代和农民二代能在城市落户-米乐体育m6,米乐体育app下载  

米乐体育m6,米乐体育app下载原标题:对话刘守英:提高农业回报率是重中之重,要确保第一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在城市落户

米乐体育m6,米乐体育app下载“致100人”对话刘守英

米乐体育m6,米乐体育app下载对话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米乐体育m6,米乐体育app下载编辑 |钟兴阁

主编 |王德民

搜狐财经与《经济》杂志系列专访——《致100人》第171期

“农村空间是发展空间,不是等待被淘汰的空间。”刘守英说道。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深耕土地制度研究30余年。在此期间,刘守英教授走访了中国各地,从农村到城市,不断探索土地现象背后的逻辑,并于去年获得了中国经济界最具影响力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近日,刘守英的《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更新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部分内容已添加到 2019 年版《土地制度与中国的发展》中,专门针对中国城乡的土地问题。对此,搜狐财经“认识100人”与刘守英教授展开了线下对话。

《土地制度与中国的发展(增刊)》中讨论的城乡中国是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半城半乡。刘守英表示,城乡中国是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过渡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只看城市思维问题,而必须有农村思维。

“仅仅提高城镇化水平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村问题。”刘守英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化率为64%,但存在农村衰退的问题。原因在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带来农村的系统性重构。

“当城镇化率达到70%时,就会出现郊区化,大量城乡人口向郊区迁移,形成城乡一体化空间。”他坦言,城乡一体化空间的发展是土地问题,必须得到保障。郊区剩余土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同等的开发权。

谈及中国城乡土地问题,刘守英表示,目前农村存在土地碎片化问题。年轻人陆续离开村庄,农村土地留给老人耕种或闲置,造成剩余农村土地的碎片化和利用不足。

针对这一问题,他指出,整个土地利用规模要从整个村系统的土地改造中形成。土地碎片化、利用不足问题涉及农用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等,必须放开这些土地的权属。

“农村是发展空间,不是等待淘汰的空间。”刘守英一直坚持农村发展最重要的是恢复农村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农村需要经济活动、制造业、服务业、加工和农业产业的延伸。

然而,在农村农业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成本高、收入低的问题。对此,刘守英表示,提高农业回报率是重中之重,要提高农业回报率。一是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核心是提高要素组合的匹配度。 “各种要素成本上涨的背后,是我国要素组合配置不平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二是要考虑如何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刘守英认为,要形成主业,围绕主业形成农业制造、农产品仓储、农产品物流、农产品加工等。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农民工也面临着“城不能离开,农村不能回”的尴尬境地。刘守英坦言,农民的去向应该分代讨论。中国农村一共有三代农民,二代是目前最尴尬的。 “中国城乡人口问题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农民二代能留在城市。”

最后,农村发展的出路在哪里?刘守英说,要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能拉大;二是农村是重要的发展空间,不能成为单一要素外流的空间;最后,要实现城乡人口的互通,人们必须有流动性,农村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以下是采访内容的摘要:

致100人:城乡中国与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在土地上有何不同?

刘守英: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它涉及如何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其实就是人与地的关系。高度城市化社会的土地问题是土地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保障人民生存权的实现。

《土地制度与中国的发展(增订版)》一书探讨了这两种形式的中间形式,即城乡中国,其基本特征是半城半乡。实际上是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因此存在结构转型的问题。

这涉及到,一是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土地问题;二是涉及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包括土地用途的转换和土地收益的分配;第三,涉及大量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如何促进结构转型,以及如何影响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

致100人:提高城镇化水平能解决农村问题吗?

刘守英:城乡转型过程中,村庄的变化影响着转型。在中国城乡,大部分空间都在农村。此外,农村经济活动与城市高度相关,城市和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农村。观察中国的转型,不仅是城市思维,还有乡村思维。

在城市化的整个过程中,为什么在城市化率达到64%的情况下会出现农村衰退?按理说,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农村问题不解决?然而,这一轮中国农村问题,恰恰发生在中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候。

这就涉及到单纯提高城市化水平能否解决农村问题。如果城市化和工业化不考虑农村,最终必然会出现农村问题。如果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考虑到如何与乡村互动,乡村本身在结构变迁过程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功能,那么乡村就不一样了。

当中国城市化率刚刚过半时,农村就出现了衰退,其重要表现是整个农村人口、土地、村庄和产业的功能失衡。原因在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带来农村的系统性重建。人口、土地、产业和村庄构成了整个农村体系。

所以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出去了,又得回来,整个土地关系是无法调整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能割裂,土地制度的调整也会受到影响。工业也是如此。如果人地关系不能从根本上重构,产业仍然是一个以服务城市为主的小规模、单一产业,那么产业就无法重构。

因此,整个农村四要素的重构,要结合整个城乡形态的变化来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致100人:郊区农村应该如何城市化?

刘守英:郊区的问题还是城乡形态的重构。城郊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和发达地区的村庄,都将其作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区域。

当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时,就会出现郊区化,大量城市人口将居住在郊区,因为城市存在拥堵、烦躁、交通、治安等问题;同时,很多来自农村的人也落入了郊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空间。所谓郊区化,就是人口、产业、生活设施、公共投资开始向郊区转移,这些地方形成了城乡融合的空间。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

目前,在城乡一体化空间的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并没有在这里投入。结果,当地人在这里投资,大量土地被征用。正式空间。

这些空间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是这些地方的剩余土地是否享有与城市国有土地相同的开发权。因为转为非农用地的整片农田都要被征收,如果只在这些地方采取征收方式,农民将无法分享增值收入,最终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屋和使用他们非法,以获取增值收入。

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平等权利,使这些土地平等参与城市经济活动和非农业建设。因此,核心是土地。如果这些地方的土地不被允许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土地将继续被征收并用作房地产。这样一来,城乡就会被分割成两张表皮,中间夹着非正式的发展空间。没有城乡一体化空间。

致100人:您如何看待农村产业的简单化?如何丰富农村经济活动?

刘守英:在纯粹的城市化思维下,农村必然会变得铁板一块,必然走向衰落。整个农村产业的简化,其实就是这种单级城市化社会的结果。人们转向城市,农村提供食物和食物。结果就是农村产业越来越单一,农村产业越来越多。越没有回报,在农村行业工作的老年人就越多。

因此,村庄本身的功能,在整个城乡一体化阶段,不能只提供食物和劳动力输出的空间。农村空间是发展空间,不是等待被淘汰的空间。农村发展最重要的是,农村的整个经济活动必须是复杂的,不能单一的。

城乡一体化后,农村也需要有经济活动,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加工,以及整个农业产业的延伸,农村也需要有非常多样化和复杂的经济活动。粮食对农业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的重点是粮食产业的这些领域,必须把它做成一个强大的粮食产业。

比如一个县不能搞很多产业,但是一两个产业,比如以粮食为主的工业县,就会把粮食产业的产业化​​作为重点,整个农业种植规模都会以粮食为主。

同时,其加工、物流、农业服务都围绕一个产业,形成规模化产业,可以提高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现在下乡不是没有路,下乡的路需要新思维带动。

100人:农业成本高,回报率低。如何提高农民的盈利能力?

刘守英:提高农业效益是必须的,如何提高农业效益是重中之重。提高农业回报率,首先是降低成本。不归路的核心是一切成本居高不下。

二是劳动力成本高,农村发展其他产业的机会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高,地租高,机械成本上升。因此,要降低这些成本,最重要的是提高元素组合的匹配度。

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如何更好地组合要素,即有效地将土地、资金、劳动力、服务结合起来,以降低单一要素增加带来的成本增加。

为什么没有有效的元素组合?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模式有关。如果大量的人出去又得回来,人地关系就无法调整,人地之间没有有效的匹配,土地就无法达到合适的规模。因此,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因此,各种要素成本增加的背后,是我国要素组合配置不平衡,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增加农业的收益,必须考虑如何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要根据我国土地资源稀缺的特点,寻找提高单位土地报酬的办法。此外,各县的农业不能发展多种产业,而要形成主业,围绕主业形成农产品制造、农产品仓储、农产品物流、农产品加工等。

“致100人”对话刘守英

致100人:农村剩余土地如何开发利用?

刘守英:农村存在土地分割问题。土地分割问题表现为一户人家。基本上,年轻人出去的时候,土地是老人种的,租给别人的,或者空着的。这是土地碎片化和未充分利用。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核心是碎片化和未充分利用。然而,规模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需要对整个村落体系进行改造,形成整个土地的规模化利用。这些土地分割和利用不足的问题需要国家政策来解决。由于涉及耕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必须放开。如果这些权属没有联系起来,土地就没有办法整合利用,也就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土地利用。必须仔细考虑如何整合和扩展原本非常稀缺的土地。

致100人:1997年我国实施第二轮农民土地承包,期限30年,2027年实施第三轮土地承包分配,您认为接下来会重新分配耕地吗?

刘守英:最后一个合同期满后,原农户的合同权是否会得到承认?这个不用怀疑,已经宣布30年到期后,再续约30年,就是为了保证签约权。

承包权的稳定性是原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土地成员的权利。只有会员才能获得合同权,该权利30年后不可更改。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有承包权,土地永远在你手中。三权分离的效果是各成员的签约权归原成员所有。在保证承包权的情况下,必须使经营权成为独立的权利。

经营权转让后形成的经营权,由于现在大量外出人口,所以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抵押权,这些权利必须得到真正落实。实施后,未来进入农村的经营主体将能够很好地管理土地。

这里有两点很重要:一是承包权属于集体组织的原成员,不可动摇。其次,未来的经营权应该是真正的独立权利。两者并不矛盾。因此,今后一定要保证承包权,同时要使经营权成为独立的权利,让经营者更好地利用土地。

致100人: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主体是谁,分配机制是什么?合同权、所有权或经营权,哪个优先?

刘守英:农民的承包权不能取消。原集体组织成员的土地承包权不能丧失,即承包权首先享有收益权。土地被转租给企业和大户。地租不是集体的,而是农民的地租。

第二,你用我的土地发展旅游、产业发展等,农民不仅要交一份租金,而且农民的承包权还要和经营权协商,也就是地租。城镇地租收入将继续增长,农村也应有相应的增长机制。

第三,农民的土地承包给第三人,第三人不善用,或者破坏土地的耕层,或者不按照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使用土地,最终导致土地遭到破坏,农民有权收回土地。因此,在权利的实施中,应有较为完善的实施细则,既保护了农民的承包权,又保护了农民的经营权。

致100人:如何化解土地抵押融资还款风险?

刘守英: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土地抵押融资。事实上,现在土地抵押融资是不允许的。地方政府可以发行专项债券,但不允许土地抵押。现在是考虑土地抵押融资的整个功能的时候了。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仍在大幅增长,因为城建资金的主要来源已经开始依赖债务。原来,土地抵押的好处是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持有土地抵押从银行拿到钱,然后依靠土地抵押获得融资资金。

但是为什么它被取消了?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土地抵押的评估和土地的预期未来收益在整个系统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当地政府只要拿到土地,放到平台公司进行评估,就能拿到一大笔钱,这就产生了土地抵押的融资风险。暂停土地抵押的原因是原土地抵押制度不完善。

在整个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融资实际上是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升值后城市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城市化过程中升值的主要是土地,而城市建设的结果就是土地的升值。土地升值后,一部分将用于城市建设。这个链条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改进系统还是一刀切?在我们切断它之后,我们最终的债务仍在增长。因此,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土地增值在支持城市建设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防止地方政府盲目以土地为抵押,获取过多的银行资金。不同城市的发展能力不同,土地升值空间也不同。因此,需要更加完善的土地融资体系来支持城市建设。

致100人:如何解决农民工“不能离开的城市,不能回去的农村”的尴尬境地?

刘守英:农民下落的问题,应该分代谈。整个中国农村的农民,其实是3代,40、50、60、70,基本上就是农民这一代。他们对土地有感情,发展了农业。这些人肯定要回乡下。

第二波是第二代农民,80后和90后。他们没有发展农业,但他们知道自己是农民。这些人现在不愿回村,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现在最尴尬的就是这一波人,他们不想回村,也回不了村。

第三波是第三代农民,主要是00后。他们基本上出生在城市,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所以现在中国城乡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其实是三代人是怎么被操纵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农村一代应该让他们在农村过上体面的生活,包括基本的养老保障和农村的养老设施。

农民二代面临的问题是,他们不再愿意回村,也不能强迫他们回村。中国城乡人口问题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农民二代能留在城市。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就地城镇化,不回农村。

第三代农民与农村无关,这些人必须有公平的教育、公平的住房权、公平的就业权。

第一代农民在农村有尊严地老去,第二代农民向城市过渡,第三代农民完全城市化。中国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这其中的核心是基本权利问题。保障第一代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包括养老、文化;保障农民二代进城的权利,包括就业、居住等基本权利;保障第三代农民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住房、教育、公共服务等,使城乡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过渡顺利进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致百人:农民进城后,宅基地产权怎么办?

刘守英:农民一代基本还在农村,土地不是问题。第二代农民应该是整个城镇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进城后,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集体建设用地分配权仍归他们。

但不代表承包地还是他们种的,宅基地还是他们用的,建设用地还是他们用的。这些人基本上已经把这两种权利分开了。通过持有基本权利,他们有一定的利益,但土地使用权被转让给其他人,包括本村和其他村的人。到了农民第三代,城镇化就完成了,这些问题都不复存在了。

致100人:如何实现城乡双向流动?

刘守英: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连接城乡。城乡元素必须能够实现对流。未来的农村应该有两个独特的优势。一是农村人口进一步城镇化,土地重新整合,产业继续专业化和复杂化。这时候可以适当调整村庄。未来的村庄应该是中国乡村文明延续的地方。

另外,大量的人进入了城市,整个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基本都在城市,但是农村的根要留,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农村的未来将是一个农民献老的地方。

走出去的人,回来寻找诗与远方。他们仍然每年都回来,他们的家园半径适度扩大,农民可以适度改造村庄的房屋、文化设施和公共空间,村庄可以建设得漂亮。这样一来,城市里一些对农村生活方式感兴趣的人,也愿意留在农村,投资农村。这时,城乡打通,农村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变了以后,城里的人到了农村,出去的农民也每年都回到农村,农村就活了。村内文化活动建设、公共设施投资、土地整治、产业发展等进入村内,整个乡村空间都将成为发展空间。

致100人: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

刘守英: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村发展的出路首先是均衡发展,而不是单层次发展。如果只发展城市,农村肯定会衰落。因此,城乡必须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能拉大。第二,农村必须是重要的发展空间,不能变成单一要素外流的空间。有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第三,人要搬,农村人出去,城里人进来,农村才能发展得更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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